门房陋习

现在社会，各单位的看门大爷、保安大叔都是让人比较犯怵的，个个凶神恶煞、自带屏蔽功能。在清朝，衙门的门房大爷也是一个厉害角色，他们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司阍”，也被称为“门政”。

司阍不仅要负责向主人通报来访之人，还掌管着官衙大门的启闭。所以，他们虽然地位低下，但手中的权力一点也不小。

清朝门房大爷凭借手中权力收受来访者的门包（银两），成为一种难以破除的陋规。这一陋规的出现，“实肇端于吴三桂之出关乞师，欲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可得，乃以重资赂其左右，始开门接见”，此后遂成为官场上的积习。

透过史料，可以看到门房颇有点“见人下菜碟”的意味。他们看到衣着朴素寒酸的来访者，“薄其穷酸，竟不传刺”。有的虽不至于给人以白眼，但也怠于伺候，即使主人在家，也借口外出，不予通传，这种情况不排除主人的暗示，但大多数是门房自作主张。若是“门生、属吏之礼者，必先餍所欲，而后为通，使得见”。

据《清稗类钞》记载，安徽一位提刑按察使新官上任，前去拜谒总督。至官厅，看门者不为通传，向其索要门包费一百。这位提刑按察使命令自己的仆人向怀宁县令借银一百圆，交给看门者。牛气哄哄的门房大爷摆着架子说：“一百者，非一百圆之谓，乃一百两之谓也。”

这位提刑按察使只好照做，让仆人向怀宁县令重新借得一百两。门房大爷收了一百两之后，并不满足，还要索取十两小门包，以至于双方差点起了冲突。幸亏其他看门人为之转圜。

最后的结局是，这位新上任的按察使见到了总督大人，反馈了门房乱收费的黑幕，但总督大人的处理也只是门包归还、规矩照旧。

不仅普通官员要受看门者的勒索，就连一国之君的皇帝，也备受门包之苦。清朝末期，慈禧太后权力盛极一时，身边的太监也跟着拽了起来。当时光绪帝要谒见太后，也不得不给李莲英塞红包。否则，这一众太监便眼见着皇帝跪于宫门前，愣是不给通报。

对于这一陋规，早在乾隆年间，就曾有谕旨云：“各省督抚，何得任听家人向属员恣索门包？且督抚原系封锁衙门，一应亲族奴仆，俱例禁出入，是以设有中军及巡捕等官及供稽察传禀。今伊等仍令家人传事，以致积收门包，盈千累万，所谓封锁者安在？若不明禁革，流弊恐无底止......督抚至道府，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

煌煌圣谕，措辞不可谓不严厉，但门房大爷的“创收”之路并未因此敛迹，反而愈演愈烈，甚至演变为殴打访客的恶性事件。

嘉庆年间某一年岁末，山东莱州知府即将迁任，其幕友屠某、杨某前往贺岁，门房不给通报，屠、杨二人厉声叱责，结果门房喝令门役一顿痛打，等到主人出来，此二人已被打得狼狈不堪。

后来新知府上任，得知此事，作为调解人，于案件文书上做两首诗了事。其中有“磕过头儿赔过礼，得收场处且收场”、“也知械杖循王法，无奈门丁是内亲”之语。言语之间，不难看出身为一方父母的地方长官对于门房猖獗、门包陋习的无奈与消极应对。

总而言之，门房腐败与“门包”陋规贯穿于清王朝始终，有人评论清朝“得国以门包，其失国亦以门包”。

何以这一陋习即使在朝廷的明令禁止下仍难以根除？这大概是与专制制度自身的腐败有关。正如张鸣先生所言：“清代门丁之所以能借势‘微腐败’，就是因为权力专断而且有后门。当官的需要这个后门，找当官办事的人更需要这个后门。没有后门，上面的没法捞好处，下面的没法搞名堂。”可谓一语中的！

参考资料：徐珂《清稗类钞奴婢类》；张鸣《清代门丁的“微腐败”》；郭莹《“把门奴”与“门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