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这天是寒食节，照例不能生火做饭的，本来就偏僻的小镇更显得沧凉。在黄州的苏轼感怀此景，想起三年来情感上的寂寞与郁闷，生活上的潦倒与困顿，挥笔写下了两首五言诗。诗写的凄凉惆怅，书法也在这样的心境下跌宕而出，起伏多姿。多年之后，人们不只为这两首诗的意境所感动， 更为这精彩绝伦的书法所倾倒。 这就是光照书法史的《黄州寒食诗帖》，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三行书”。

宋时的黄州只是长江中游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因为苏轼的到来使它闻名起来。而黄州给予苏轼的却不仅仅是《黄州寒食诗帖》，这是苏轼仕途上第一流放地，却是他文学和艺术成就升华的发源地。

苏轼是因为“乌台诗案”来到黄州的，任了团练副使。所谓“乌台诗案”，其实一帮与苏轼政见不同的人，从他的诗文中找了一些句子，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在皇帝面前告发他诋毁朝廷，攻击新政，讥谤官员，要求将他处以死刑，以正天下视听。好在仁宗后皇后在这时病重，临死前请求皇帝赦免苏轼。而一帮好友也为他奔走求救。最终苏轼才得以免于一死，流放黄州。

在黄州的苏轼，过得相当艰苦。初到时甚至连居所也没有，只好寄居在寺庙里。虽然还有一个官职，但无权签署公文，不能随意离开黄州。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详细述说了当时的境况，“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这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生活虽然困难，但人情的冷漠更让这位大文人伤感，平日里的亲朋好友，竟没有一个来慰问的，甚至写了信去也不回信。好在自我感觉还不错，每天着草履，操扁舟，放怀山水之间，和渔夫樵子作朋友，和他们一起喝酒，聊以欣慰的是现在没有人认识了，少了许多礼节上的繁琐和人情上和虚伪。

好在这世上还是有讲义的人。在一位叫马正卿的朋友帮助下，苏轼有了黄岗以东数十亩的田地，公余作些耕种，聊以补贴生活。开年的时候，又建了五间房舍，作为住所。他自题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为“东坡居士”，决定在这里安居下来，好好过日子。还有一位朋友是诗僧参寥，特地从千里之外赶来， 陪着苏轼住了一年多，与他谈诗论文，尽到了朋友之谊。 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关心下，苏轼慢慢安定下来，日子虽然贫困，但却远离是非地、名利场，到是很平静、安逸。

来黄州前的苏轼意气风发，志向远大，才情动天下，走到哪里都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无论官途还是文艺成就都处于上升阶段。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从顶点跌入低谷。在经历了这样的打击后，再回头去看从前种种， 不管是作官，还是作词作文，其实都在炫耀自己的才华， 想引起别人的关注。可这些到头到来只是过眼去烟，一旦身陷困境，就再也没有人来围绕左右，只剩下自己独自躬耕于东坡。醒悟以后的东坡先生开始参禅悟道，以佛理指示自己的思想，变得更为沉静、旷达和洒脱，得以更平气和地对待人生对待艺术。这一次思想蜕变，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说得很好：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的脱胎换骨，也使他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思想上的成熟带来了艺术上的成就。负荷了人生大起大落的苏轼更懂得如何去把握情绪，他的书风从效法晋风唐韵的严整谨细中脱胎换骨，表面看上去散淡平和，内在却激情涌动，意态横生。《黄州寒食帖》就是这一时期的颠峰之作，苏轼将书法和情感完全融为一体，化作一种饱满和充满激情的笔意，在纸间奔泻，感情的起伏在咫尺之间一览无遗。《前赤壁赋》是这个时期写的散文，也是一件绝佳的楷书作品，从容舒展，淡定悠闲，让观者感受到了他与朋友泛舟江中，饮酒放歌时的快意。《梅花诗帖》是苏轼唯一留下的草书作品，前两行平稳自如，后几行笔势突变，飞动如脱缰之马，开阖如钱江潮动。 体现了高操的用笔技巧，表现了情感的急剧变化。 此外，还有《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获见帖》等，都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苏轼的诗词文章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展现了高旷适意而隐现忧伤的艺术特色，这也是黄州赋于他的。象《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前后《赤壁赋》等都可称是千古佳作。

苏轼的一生，象黄州这样的流放有好多次，仕途极为不畅。但几乎每一次挫折对他来说都是一次人性和艺术的升华，这和他乐观的天性，豁达的胸襟，以及在黄州悟出的人生真谛是分不开的。由古及今，象他这样在逆境中保持自我，在文学和艺术诸多方面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我最喜欢他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