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耳夫人

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面环绕之地，周围尽是悬崖峭壁，俨然天然的兵家雄关，七百多年前余玠采纳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在此筑城。开庆元年的第一次钓鱼城保卫战，守将王坚与副将张珏指挥得当，凭借天险屡挫勇猛善战的蒙军于城下，击毙蒙军统帅汪德臣，蒙哥大汗也崩于钓鱼城附近，更有传言蒙哥是中了宋军的矢石伤重而死。全城军民百姓同仇敌忾，城中补给充足，宋军甚至抛射十五斤的鲤鱼和上百张面饼至蒙军阵前，留信言曰可坚守十年。

蒙哥的死让蒙古人北还，此役极大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战意志，对后世影响颇深，城内忠义祠内供奉着余玠等五位英雄的牌位，各代修葺的石碑陈列两旁，但真正目睹当年金戈铁马的怕是仅有正殿前那株八百余年的古树了。王坚死后，合川军民感其功，在钓鱼城内南侧建庙立碑祀之。蒙元一统后，庙被毁，“王坚记功碑”也被改刻成千手观音，到文革时观音像再度被凿去表面。

经过两次浩劫和浩劫间八百年的风吹雨淋，碑上居然还留有依稀可辨的迄今犹存残句“纪厥功被之金石”、“逆丑元主，王公坚以鱼台一柱支半壁”等关键字样，这应该是天意使然吧。

经过几年内乱，忽必烈执掌了汗位，安定了蒙古，于是对南宋重新发动进攻。王坚副将张珏被任命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他是个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人，守城期间从未败过，直到南宋朝廷降元，他仍固守鱼城，并且四处出击，期望凭借川中一城之地，光复大宋河山。他甚至专门派人去寻找赵昺赵昰二王，还以军人的忠贞和自信预建皇宫。

也许他太心急了一些，亲自带兵突入重兵围困的重庆加强防守，无奈蒙军势大，张钰在最后的巷战失利被俘，押解至西安以弓弦自缢而死，确是个铁骨铮铮的好汉子，有人认为他应与宋灭时的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杰”相提并论。

第三任钓城守将为张钰副将、王坚之子王立，也是员能攻善守的勇将。其接手的两年里，泸州城破，守将王世昌血战殉国；重庆陷落，张钰被俘自尽，整个四川，只有钓鱼城的抵抗旗子在江边孤零零地飘着。此时的钓鱼城，集聚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十余万难民，而其田亩所产，正常情况下不过维持两千人一年的生存，这让人不得不相信城破是早晚的事。

此时王立心态是复杂和矛盾的，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他不乏杀身成仁、血战到底的勇气，但城内十余万军民同死应该让他心存不忍。这时走到前台来的是位奇女子，她改变了王立和城中军民的最后命运。王立曾在作为张珏副将收复泸州时，斩杀了蒙古千户熊耳。传奇的是熊耳夫人，本是蒙元安西王相兼西川行枢密院副使李德辉的妹子，被俘时谎称姓王，因绝伦美貌被王立收为义妹（实为妾，古训“同姓不通婚”），还送到钓鱼城去伺奉老母。在熊耳夫人的劝说下，王立最终同意由她出面联络李德辉，以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为条件献城投降，保全了钓鱼城十万军民，取得了一条体面的生路。

开城投降之日，蒙军信守诺言，并调拨粮草入城赈灾。据说城内三十余名官员集体自杀殉国，王立本人亦于一年后在府中自缢。钓鱼城的烽火熄了，关于王立的争论却开始了，有人以传统的大是大非为基础，说他投敌、说他失节；有人说他舍一人名节、活一城军民，乃大忠大勇、大仁大义之举。至今七百多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于是。

明朝弘治年间，合州官府在钓鱼城为当年的守将王坚和张钰建祠一座，称“王张祠”，后来又把对钓鱼城抗敌有功的余玠牌位请入，一并供奉，改称“忠义祠”。清乾隆二十年（1755），重修忠义祠时再增祀冉琎、冉璞兄弟。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合州知州陈大文认为，王立“宁屈一己”而保全百姓，熊耳夫人和李德辉对钓鱼城百姓也有“再造之恩”，故将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牌位请入忠义祠，此后百余年历任知州皆无异议。

但至光绪七年（1881），知州华国英再修忠义祠时，认为王立当年系无耻的变节投敌，故将三人牌位逐出祠去，而百姓认为三人虽对宋廷无忠，却对百姓有义，于是另立“贤良祠”供奉三人牌位。抗日时期郭沫若登临钓鱼城考察了古战场遗址，对王立也是大加鞑伐，题诗《钓鱼城怀古》有“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的贬句，高刻于鱼台绝壁之上。如今三人的排位被奉在“忠义祠”旁的偏殿中，权且理解为民心所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