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在压抑人性，还是在提升人性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思潮，认为社会道德违背了人性，压抑了人性。道德的约束使人性中很多自然、正常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释放与满足，使人们始终都生活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导致人性扭曲、人格分裂，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这种思潮极力主张应当将人们从道德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打倒一切违背人性、压抑人性、摧残人性的东西。比如，面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性”的问题上的不严肃的态度，以及某些青少年日益突出的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同居的现象，这些人就公开宣称：每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对性的自我支配权，性是人的本能，它应当得到应有的释放与满足而不能强行地加以束缚。一位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人类“爱”的情感非常崇高，只要是因“爱”而性，就无关什么应该与不应该。《重庆青年报》的一位记者在评价青少年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同居现象时候甚至以一种极其欣赏的口吻说道：“看来，现在的青少年选择了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很显然，在这位记者看来，青少年婚前性的道德约束是根本没有必要的，不合乎人性。那么道德到底是在压抑人性，还是在提升人性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道德与人性”的关系搞清楚。

一、什么是人性

显然，在那位《重庆青年报》记者的眼中，“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种对人性的解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极其危险。“人性”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的自然本性”，“人性”事实上应当是“人的属性”，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具备的基本属性的总称。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是“人”就应当具有这些属性，否则就不是人。那么，“人”到底应当具有哪些属性呢？人的属性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前者表达的是人作为动物而存在的自然本性，后者表达的是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的内在本质。可见，人性是具有二重性的，如果人性中不包含人的自然本性，那么人就丧失了其存在的生物基础；但是如果人性中不包含人存在的社会本质，那么人就成为了与动物没有实质性区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再成其为“人”的存在。

人性的二重性告诉我们，人是动物，又不是动物。人的自然属性反映的就是所有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但人又毕竟是“人”而不是动物，其原因就在于人除了具有其自然属性所反映出来的“动物本性”以外，还具有其社会属性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形成取决于后天的教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我认知和环境教化而赋予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的内在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得人们懂得了“人伦之理”和“为人之道”，拥有了作为人的存在的“为人之德”。而正是这种“德性”的赋予最终帮助人类超越了动物，使人的存在不再完全受制于动物本性的支配。

人性的二重性使得人的行为表现得异常复杂。受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共同影响，人们在具有了自身的内在需要并引发了行为动机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导致某个具体行为的发生。受本我欲望支配的“我之所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一定要为”。在有了行为动机，但具体行为尚未发生之前，人们会在自我的观念和意识层面对其将要发生的行为进行必要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所以，在人们行为的“动机—行为”之间，有一个动物所不具备的价值过滤区里，在这个价值过滤区里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着“为”与“不为”，以及“怎样为”的考量与权衡，最后才会做出具体的行为取舍。在这个价值过滤区里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所做的考量与权衡的实质就是“人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受私欲的驱使，行为主体表现出了“我之所欲”的行为欲望；但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属性又使得行为主体不得不进行“我之所应当”的激烈的思想斗争。人性的二重性，使得人性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人性斗争”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料，人类的具体行为表现得非常复杂。

二、人性的二重性如何规定着人存在的人格境界

人性的弱点到底是什么呢？人性的二重性告诉我们：人性的弱点就在于人性中的自然属性使得人性中天然地包含了人作为动物性存在的某些“兽性”。这一点深刻地说明了我们每个人的“人性”都是不完善的，所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自我人性进行改造和提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克服因人的自然属性所赋予人的人性的弱点，使自己更加富有做“人”的本质。正是据于以上的原因，人性的二重性决定了人的人格的二重性，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双重人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个人自身的“人性”中所包含的“兽性”的多少在根本上规定着这个人的个体人格，规定着这个人存在的层次和境界。恩格斯就曾经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一个人对自身“兽性”摆脱的程度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其人性中“兽性”所占的比重，将人的人格境界由低到高地划分为“禽兽—小人—俗夫—君子—圣人”五个基本层次。

假如在个体人性构成的两个组成部分中，人作为动物性存在的某些“兽性”在一个人的人性构成中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而真正能够体现这个人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的因子非常少，那么，这种人的人格境界是最低的，我们通常将这种人称之为“禽兽”。这种人的人格境界之所以低，主要在于其人性的构成使得他的整个灵魂和躯体都被兽性兽欲所主宰，因而在具体的行为选择所进行的“人性的斗争”中，他们顺从的将是自我的动物本性。对于“做人”所应当具有的“行为应当”理性，由于其在人性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微弱，故而对其行为的选择起不到什么影响。所以古人说，人若没有了“礼、义、廉、耻”就近同于“禽兽”。

假如在个体人性构成的两个组成部分中，人作为动物性存在的某些“兽性”在一个人的人性构成中处于明显的优势状态，而真正能够体现出这个人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部分却处于一种相对劣势的状态，那么，这种人的人格境界就是古人所说的“小人”。在“小人”的人性构成中，人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处于相对劣势的状态说明：“小人”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种种“行为应当”是明了而清楚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没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会按照人的社会性要求进行自我的行为选择。但是，一旦出现了利益矛盾和冲突，“小人”马上就会放弃作为人的存在的社会性的“行为应当”的要求，而顺从于本我欲望。因而“见利忘义”就成了“小人”最显著的特点，不管他们平时表现得怎样地道貌岸然，，他们就会把做人的准则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小人”经常会因“利”而整人、害人、坑人。

假如在个体人性构成的两个组成部分中，人的自然属性所反映出来的“兽性”和人的社会性本质处于一种均衡态势，那么，这种人的人格境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凡夫俗子”。由于其人性构成的特点，“凡夫俗子”对于做人的基本原则非常明了，所以他们做人本分、老实，主张通过诚实劳动来获取自己的物质需要，奉行“一分劳动，一分收获”，一般不会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但是，“凡夫俗子”人性构成的特点又决定了虽然他们一般不会以损人利己的方式来获取自我利益，但你若要期望他们能够有大公无私、舍己利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往往又是不大可能的。应该说，“凡夫俗子”的人格境界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普存性人格，这种人格虽然算不上高尚，但在做人的问题上却也算称职，最起码，他们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假如在个体人性的构成中，一个人通过后天的社会教化以及自我修养不断地克服自我人性的弱点，从而使得自己的人性构成中社会性的本质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那么，这种人的人格境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君子”。“君子”的特点在于：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君子”也爱财，但是由于在“君子”的人性构成中，社会性的本质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因此，他们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就是说，“君子”的行为虽然有受本性欲望驱使的一面，但“君子”却并不完全受本性欲望所控制，所有的行为“君子”都主张要遵循一定的“人伦之理”，要体现出“做人”的社会性本质，凡是应当合理之事就做，凡是不应当或不合理之事就不做。由于人性构成的不同，决定了“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小人”是“见利”就“忘义”，而“君子”则是“见利”就“思义”。

假如在个体人性构成的两个组成部分中，一个人通过对自我人性弱点的超越使得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本质在自我的人性构成中成为了占据决定性主导地位的力量，那么这种人的人格境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圣人”。“圣人”之境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至高的人格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纯粹的人”的境界。那么，怎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纯粹的人”呢？一个“纯粹的人”就是一个能够真正并充分体现人的社会性属性的人，所以，并不是说做“圣人”就是要完全消除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强调做人的一个至高性原则，即无论在什么条件和情况下，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当能够证明自己是“人”的存在，而不是动物的存在。“圣人”最大的特点是他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让人类的理性精神主宰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对“圣人”之境的追求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方向和过程，我们应当按照“圣人”之境的方向努力地去改造、提升我们的自我人性，在完善自我人格的追求中去实现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

三、道德到底是在压抑人性，还是在提升人性

道德的“行为应当”就是我们“做人”的社会性要求的最直接的体现。在这种要求中，道德始终都在为人类倡导着一种理性精神，通过这种理性精神的培育帮助人类克服人自身的动物性，不断地改造着人性之中所包含的“兽性”，不断地帮助人们克服着人性的弱点，不断地促使着“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我们认为道德不仅没有压抑人性，恰恰相反，道德始终都在帮助人们不断地提升着人性。道德的提升使人们在其自身的“人性”中所包含或残存的“兽性”越来越少，从而使得人们作为人的存在的人格境界越来越高，而一个人的人格境界的高低又现实地决定着这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卑劣的人之所以卑劣，就在于其人性中包含有太多的“兽性”；高尚的人之所以高尚，就在于他能够战胜自我人性的弱点，对其人性存有的“兽性”予以一定程度的克服。据此我们不难看出，本文开篇中所提到的“有爱便可有性”的口号表面上看它的确强调了人类之性的情感基础，但是，“有爱便可有性”的口号在本质上却是一个放纵人的自然本性，降低人的社会本质，从而使兽性较之人性而占据上风的“反人性”的口号。它不但不能提升人性，使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相反，它恰恰是在堕落人性，使人重新回复到动物式的原始的疯狂与冲动之中，它不仅没有进一步地将人类推向文明，相反还会使人类再一次走向野蛮。孟子就曾对人兽相近，差别甚微发出感慨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2] 在孟子看来，人兽的区别就在于这“几希”，人若失去了这“几希”，人就会倒退为兽；人类若失去了这“几希”，人类就会由文明重新走向野蛮。所以对于当前日益严重的人们随意对待自身之性的态度和放荡的性行为，其表现事实上已经近同于禽兽的两性关系，它不仅毫无人性可言，而且是对人性的严重扭曲和异化，我们怎么才能将这样的行为表现定位在“更加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的认知上呢？顺从本欲绝不是合乎人性的行为，恰恰相反，它更接近于合乎兽性的行为。所以说，从外在上看，道德作为一种调节和整合社会关系的力量，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束缚和限制人的诸多欲求的方面。但从内在上看，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人既是人的存在，那么这种束缚和限制就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应当主动地将外在的社会道德要求内化为自我的个体道德自觉，通过发挥自我道德的自控力，依靠意志的力量使自己的人性不断得到提升。

在道德与人性的关系上，我们必须认识到，道德的束缚和限制并不是要消极地消除人们正常的各种欲求，而是主张这些欲求应当有一个正当合理的满足方式，从而“使自己的物与心、灵与肉、形与神、理与欲等诸多方面达到协调，使物制于心，肉摄于灵，形统于神，欲合于理，使人身有所适，魂有所系，心有所安” [3]。道德并不是要消灭人的自然本性，消灭人的自然本性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消灭了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消灭了人本身。道德的要求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它不过是希望人的这些本性与本能有一种正当的实现和满足方式而已，从而体现出“人”与“兽”的区别。这种方式，一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以德畅欲”。“德”者，应当之方式也，“畅”者，顺通而达者也。“以德畅欲”就是主张人应当以一种正当的方式来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各种本性欲望。在本性欲望的实现和满足上，动物与人的区别就在于，动物是“我需要，所以我求满足”，而人则是“我需要，但我还要考虑怎样去满足”。二是在特殊情况下适当的“以德抑欲”。通过以上我们对道德与人性的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一个人适当地克制自己人性之中的兽性兽欲，事实上就是在对自我的人性进行改造和提升。人类正是依靠这种自我限定与约束才使得我们的人性中残存的“兽性”越来越少，而真正反映“人”的存在的“德性”越来越多，从而使人类最终获得了与动物本质不同的内在属性。人类通过对道德的追求终于为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规定性，使自己从此不再是动物的存在。所以，道德的束缚与限制并不是在压抑和否定人性。当然，必须明确的是适当的“以德抑欲”并不是要“以德灭欲”，“以德灭欲”企图消灭人的自然本性，因而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反人性的口号。

四、道德何以走向人性的反面

那么，道德在规约人的绝对自由、提升人性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走向人性的反面，成为压抑人性甚至灭绝人性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源于三个原因：

一是将道德绝对化。道德的存在永远是相对的、多元的和丰富多彩的，所以说，作为一种倡导“应当”原则的价值体系，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善恶认知与判断，同一时代但不同地域的民族有不同的善恶认知与判断，即使是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同一民族的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善恶认知与判断。所以，如果我们企图将某一道德原则规范绝对化，认为唯有如此才是“善”，否则便是“恶”的话，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强权道德和霸权道德的产生，道德就极有可能走向人性的反面，成为压抑甚至灭绝人性的东西。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英国教师对她的学生说：你们必须追求内心的纯洁，不然我就要揍你们。但久而久之，学生们却发现无论他们表现得“好”还是“不好”他们都会经常莫名其妙地挨揍，后来学生们终于明白了“纯洁”的标准事实上掌握在教师手里，只要这位教师认为你不“纯洁”自己就要挨揍。于是为了使自己免遭皮肉之苦，大家只好“投师所好”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儿童的个性品质在这位教师的强权道德之下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摧残 [4]。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道德是如何走向人性的反面的。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道德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来讲，它绝不仅仅代表着一种义务，同时也代表着行为主体的一种权利，它永远都是建立在行为主体自我的道德认知与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孔子“为仁由己”的思想强调就是对行为主体的这种权利的尊重，反对强权道德和霸权道德的产生，这在客观上决定了道德必须要具有一种宽容精神，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自己的道德强加于人，不能动辄就以道德为由对他人横加指责。如果我们将道德绝对化，将某一种道德原则视为一种“唯一”，这在事实上就等于剥夺了行为主体道德选择的权利，在道德选择面前人们一旦丧失了这种权利，那么，道德就必然走向人性的反面。

二是将道德强制化。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它是主要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发挥其独特的社会调控功能的。所以对道德的遵守，强调的是人们的行为自觉，依靠的是人们的自律精神。如果我们将所有道德规范都企图通过强制性的制度来增强道德的功能的话，道德就会由一种自律性的东西转化成为一种他律性的东西。比如，封建礼教的形成就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把道德与政治、法律等相融合，将道德制度化后的产物。封建礼教通过将道德制度化使人们对道德的遵守由“应当”转化成为了一种“必须”，也使得人们在“违德”之后所受的惩戒由单纯的舆论谴责转化成为了一种强制性的制度惩戒，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封建礼教与人性的对立。封建礼教最大的特点是“德刑相混”，封建社会实行“义刑”和“义杀”就是对“德刑相混”的最好说明。比如《孝经》中就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西汉以后，违背纲常名教就是触犯法律，对君王“不敬”，当斩；对父母不孝，若父母以不孝之罪而杀之，官府皆许。据《隋书·刑法志》中的记载，后齐所列“重罪十条”，“不道、不敬、不孝、不义”等德目均在其中，隋唐则将它们列入“十恶”不赦罪，犯者均处以极刑。可见，在封建礼教统治下的封建社会，法律的惩戒皆是以礼德为其标准，并受其支配的。正如《后汉书·陈宠传》中所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正是因为“德刑相混”的封建礼教将道德制度化，所以人们说封建社会道德是一种既压抑又灭绝人性的道德，鲁迅先生干脆直截了当地称封建社会道德是“吃人”的道德。

三是将道德虚无化。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主张人的本性欲望合理实现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并不是要否认人的动物性，而是通过对人的动物性的合理控制和对人的社会性的提升中来说明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的真正本质。道德的主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本我”欲望是正常和应该的，因为它事实上代表着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权利，只不过我们作为“人”来讲应当以一种正当的方式来实现和表现它而已。如果我们的道德理念将人存在的各种正常的本性欲望都给彻底地否定了，那么，道德就不再具有人性，而成为一种虚无的道德，虚无的道德最终必然会成为反人性的东西。宋明理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代表人物朱熹就称：“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5]“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 [6] 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理解道德与人性的关系，那么，道德就会在根本上彻底地否定人类正常的本性欲望，这样的道德必然走向人性的反面。

所以，在道德与人性的关系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道德是人的道德，人性是道德生成的根基，与人性对立的道德事实上就已经不是人的道德了。道德必须合乎人性，如果道德是基于人性、符合人性的话，那么人们对道德“应当”的坚守就不应该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快乐。另一方面，道德又在不断地提升着人性，在帮助人类不断地克服人性中动物性的过程中提升着人性，在不断地提示人类以正当、合理的方式来实现和表现自我本性欲望的过程中提升着人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0页。

[2]《孟子·离娄下》。

[3]陈根法：《德性与善》，《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17页。

[4]梁治平：《文明、法制与社会控制》，《读书》1987年第7期。

[5]《朱子语类》卷十三。

[6]《朱子文集》卷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