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 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祥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1]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 眉州眉山人。字子瞻， 自号东坡居士，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曾于宋神宗时，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放。先后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而后以诗“诽谤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其诗、词、书、画、文章均为一时之冠。散文方面，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在北宋与欧阳修同居首列；诗歌方面，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实黄不及苏；北宋词家，苏居前列，与南宋辛弃疾合称“苏辛”，同为豪放派两大家；苏东坡的书法为北宋“苏黄米蔡”四家之首；绘画方面，“苏米”同列，而米芾奉苏轼为师。苏东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天才，在人类文化史上，也是名列前茅。[4]

梅圣俞阅卷，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苛之风”，荐于欧阳修。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在同试，他俩认为此文优异，可能是曾巩作的，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遂降为第二。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不知其出处，待苏轼拜见问他，苏轼笑道：想当然耳。竟是他捏造出来哄骗试官的，欧，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实际所引事例出于《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处，遂加以增饰，造作出这段佳话来。但从这佳话中也反映出古代应试文字的情况。对于这类文字不应过于执着，认为真的表达了作者的见解，其实不过是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态。在这篇和下面几篇所选的苏轼的几篇论文，就都是苏轼为应试而拟作的文字。苏轼在其《答李之仪书》中曾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又因应举制策课，就写了些“妄论厉害，搀说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习气”。这局客气话，虽含有遁词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几分真情。所以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应予考虑。

本篇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伪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 赏疑从众， 忠厚之至。”为了扣题，其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注重，则是很成功的。[5]

王安石执政后，立刻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侧重于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宋嘉祐二年礼部进士考试策论的题目。[3]

【点评】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其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思索的问题也相称深刻。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枯燥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声有色，似乎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没有一般试卷的战战兢兢揣摩谄媚讨好之相，就是在寻常时刻，风清月白，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假如不说是策论，读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纸试卷的。区区六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

苏轼的这篇策论，至今令人激动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此文曾经引发一个闻名的典故，在文中，东坡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这种回答很令人想到当年陈寅恪先生“不尊奉”。尤其，欧阳修时代“载道”“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苏东坡公然杜撰了一个典故来为他的论点辩护，这是后世中国那些言必某某说的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相比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策论的题目只是规定文章的内容，并不强求赞成或者否定，仅仅是要求对此问题发表高见。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制度的问题。孟德斯鸠曾经著有《论法的精神》，上下两大册。《刑赏忠厚之至论》也是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限，“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晰，不过是区区六百字。

年轻时就有“仁可过，义不可过”这种立场的苏轼，成为古代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显然与科举制度有关。同时，无数人才被科举制度中良知泯灭的考官的个人专制所扼杀，也令科举制度最终被取消。[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