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１９２１ - 孔庆东

１９４５年４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述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讲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一年３６５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３６５天过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事情。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

那么，关于公元１９２１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什么呢？

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１９２１年只记得一件事，那十个人会有九个说：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这个众望所归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原怀宁）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独秀山，因此，１９１４年他发表两篇文章时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陈独秀”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字。

他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羁的坚毅性格。祖父打他时，他瞪着眼睛，一声不哭。气得祖父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他晚年说：“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杀人放火者。”但陈独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陈独秀在他们眼中，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洪水猛兽。就是这样一个让旧世界痛恨、让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４２岁这一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领袖。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共首任书记，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１９２１年，是中国混乱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陈独秀紧张而又充实的一年。

１９２１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１０次。此外，水灾、旱灾、火灾、雪灾、鼠疫，此起彼伏。匪盗和兵乱蜂起，军阀混战，杀得尸横遍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到处是自发的农民起义、工人罢工。这个像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核心，它将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

然而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许多醉生梦死的人们还在过着颓废而麻木的日子。中国的灾难仿佛离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很远。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影片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市民们把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调之人正要会聚到上海，立志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

就在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本该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热火朝天的局面刚刚打开，陈独秀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他指派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陈独秀是个喜欢实干的人，年轻时主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参加过志在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动文学革命，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当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中央局书记时，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将，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开创人，对于当选书记，陈独秀应该是有“舍我其谁也”的绝对自信的。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离１９２１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时候，陈独秀到达广州。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热诚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行前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１）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２）以广东全省收入的１／１０拨作教育经费；（３）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住在距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１１号，门口贴了一张纸，上书三个大字：看云楼。

不过陈独秀很少有时间看云，倒是广州的各界名流云集上门来看他。广州的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 各校的校长纷纷拜访，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 连日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

陈独秀办事雷厉风行，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广东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

他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为广东的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干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为女子求学大开方便之门。

他创立了“注音字母教导团”，规范国语教学，在广东地区大力普及国语。

他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

他还开办了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广东的革命形势是一个推动。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本来比较强大，１９２１年３月，陈独秀重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由陈独秀自己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负责。陈独秀是原北大的文科学长，另外几人也都是北大毕业，包惠僧笑谓：“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陈独秀在广州各界的演讲，广泛地涉及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此时的陈独秀，正在热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深深触动了广州的顽固保守势力。于是，一场对陈独秀的围攻开始了。

那些仇恨陈独秀的人首先给陈独秀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说他“废德仇孝”。广州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陈独秀把“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成了“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接下去又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和“共产公妻”。一时间，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纷至沓来。守旧势力嚣张地叫喊：“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

一天，陈炯明在宴会上半真半假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大声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对子女则要求严格。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离开家乡到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后， 陈独秀每月给兄弟俩的钱只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 兄弟俩白天做工，晚上自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了豪迈的气概和过人的胆略，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人物。陈延年于１９２７年７月的一个深夜，被国民党在上海龙华监狱用乱刀砍死，年仅２９岁。不到一年，１９２８年６月，陈乔年也在这里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２６岁。

陈独秀虽然受到顽固势力的大肆攻击，但他凛然不为所动。一面回击，一面继续进行教育改革。陈炯明表示继续支持陈独秀。但作为全国思想界“火车头”的陈独秀，却不是广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陈独秀到广州同时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带到了“看云楼”。创刊于１９１５年的《新青年》，是中国２０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就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 掀起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的。 然而到了１９２１年，《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青年》不办。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青年》成为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

１９２１年的上半年，陈独秀还三战区声白，用共产主义理论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律的人人绝对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篇演讲词见报后， 立即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 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一并刊登在《新青年》第９卷第４号上。陈独秀指出，“绝对自由”，实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将使中国一事无成，最后仍然是一盘散沙。

好像是为了庆祝这次论战的胜利，就在１９２１年８月１日，《新青年》刊登这次论战的同一天，在嘉兴南湖的那只画舫上，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这只画舫，几十年后，成为中国比诺亚方舟还要尊贵的圣物。

同在８月１日这一天，一份鸳鸯蝴蝶派的小报《晶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嘲笑新文化运动者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电报、发传单，根本没有实际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们不知道，新文化运动者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已经凝聚成一个钢铁般的组织，不但要去捉强盗，将来，连他们这些鸳鸯蝴蝶的风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千头万绪， 需要党的书记回去主持。陈独秀遂以胃病为由， 向陈炯明辞职。正在前线作战的陈炯明真诚挽留，回电说陈独秀“贞固有为，风深倚重”，表示“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只好请假回到上海，到１０月底，才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７、８、９三个月，正是中国的多事季节。内蒙古地震，绥远地震，青海地震，四川地震，长江溃堤，黄河决口，人畜死伤无数，哀鸿遍野。８月５日，就连上海也出现罕见的风雨大潮，潮水溢出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带水深二尺， 浦东一带水深三尺。７月２８日，湘鄂大战爆发， 举国震动。８月１０日， 湘直大战又开始，吴佩孚两次密令决堤，水淹湘军， 结果成千上万的百姓被淹死，灾区纵横数百里。面对连树皮都已吃尽的灾民，中国政府无能为力，美国总统哈定呼吁美国人民救济中国灾民，但那也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迫切等待着一群英雄的降临。

就在这个季节，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兴致勃勃地投身书记的角色，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不料，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不把他这位中央局书记放在眼里，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事事都要干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大发雷霆，他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傲骨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他拒绝与马林会晤，还打算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４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在一户打麻将的人家抓到了“王坦甫”等５个涉嫌出版《新青年》的人。巡捕房见没有抓到陈独秀，就又留下了几个便衣，抓到了接踵而来的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褚辅成一见到那个“王坦甫”，张口便问：“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巡捕房的头头一听，喜出望外，原来这个自称“王坦甫”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这是第三次。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１９１３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北洋政府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１００天，经过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方舆论的呼吁营救，被保释出狱。

这第三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对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１０月５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４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１０月６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１０月１９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气愤地答道：“这是绝对造谣。”

７天后，１０月２６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１００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犟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在激流澎湃的１９２１年，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１９２１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又是杰出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１９２１年，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朗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08.13.2009